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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中亚绿洲城邦文明和北方草原穹庐文明的互动，是一个贯穿整部内陆欧亚史的重要主题。从上古时期锡尔河南北的伊兰人和图兰人，到蒙元时期中亚回回人和蒙古人的密切关联，中亚绿洲民族与北方草原民族似乎自古以来就构成了形影不离的关系。在这条长长的历史脉络中，中古时期的主角，是中亚河中地区的粟特人与欧亚北部草原的突厥系游牧民。粟特人与突厥人的密切互动，造就了突厥化粟特人这一群体，而这一群体又通过某种途径影响到了中古时期的中国历史发展，从而上演了胡（粟特）、蕃（突厥）、汉三方互动与交融的历史奇观。

一、突厥化粟特人及其产生环境

什么是突厥化粟特人？日本学者提出过一个概念，叫粟特裔突厥人，来和一般的粟特人区别开来，而这个概念，就是“突厥化粟特人”的另一表述。日本学者石见清裕打了个很形象的比方，粟特裔突厥人好比现在的西班牙裔美国人、日裔巴西人，即血统和身体特征还是粟特的，但文化背景乃至身份认同都突厥化了。

那么突厥化粟特人这一群体是如何产生的呢？翻开史书记载，我们会发现，粟特人似乎与突厥系游牧民族有着一种天然的紧密联系。《周书》的突厥传，是汉文史书最早对突厥的记载，它记载突厥首次和“中国”建立联系：“其后曰土门（可汗），部落稍盛，始至塞上市缯絮，愿通中国。大统十一年，太祖遣酒泉胡安诺盘陀使焉”。在突厥与中国内地的首次接触中，代表“中国”的宇文泰就派遣了一位名叫安诺盘陀的粟特人去出使突厥，并与其贸易。这表明，突厥在崭露头角之时，就和粟特人建立起某种联系。

新疆小洪纳海突厥石人及其身后的粟特文铭文

在突厥汗国建立之后，粟特人更是大量地涌入汗国境内。他们控制着汗国的贸易和外交，改造了突厥的文化，还进入到汗国的权力中枢。在6世纪代表突厥汗国出使萨珊波斯和东罗马的就是粟特商队，其中以粟特商人首领马尼亚赫最为著名。文化方面，从6到7世纪的突厥碑铭可见，这一时期的突厥汗国使用的是粟特文。政治方面，《隋书.裴矩传》有这么一条记载：“矩又言于帝曰：‘突厥本淳，易可离间，但由其内多有群胡，尽皆桀黠，教导之耳’。”隋炀帝时，本来臣服隋朝的东突厥启民可汗去世，他的儿子始毕可汗继位，东突厥渐渐强大，隋朝外交家裴矩欲对其实行离间政策。可当时有“群胡”深得突厥可汗信任，向可汗进言献策，使突厥免于隋朝的离间之计。这里的“群胡”就是指当时突厥境内的粟特人。在中古时期的北朝到隋唐，“胡”“胡人”是特指西域人，特别指的最多的是粟特人。可以看到，当时粟特人对突厥政治的影响非常大，渗透到突厥汗庭的权利中枢，甚至能够左右突厥的政策。

这类记载还见于两《唐书》：“颉利每委任诸胡，疏远族类，胡人贪冒，性多翻覆，以故法令滋彰，兵革岁动，国人患之，诸部携贰。”东突厥的末代可汗颉利重用粟特人，而不重用突厥本族人，这成为东突厥灭亡的诱因之一。《新唐书》记载，在颉利可汗统治时期的东突厥，有专门的“胡部”，就是粟特人组成的部落，可见当时东突厥所处的蒙古草原不仅有大量粟特人，这些粟特人还组建了部落。

西安安伽墓屏风画中的突厥人与粟特人宴饮情景

8世纪中叶，代突厥而起的回纥汗国，延续着突厥汗国时期的传统，与粟特人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和突厥汗国一样，粟特人也进入到回纥的权利中枢，掌控回纥汗国的贸易与外交。《新唐书》记载，“回纥至中国，常参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赀殖产甚厚”。粟特商队以回纥使团的名义，控制着回纥与唐朝的贸易。而回纥牟羽可汗改信摩尼教，也是出于拉拢粟特人、与粟特人建立紧密政治与经济联系的目的。获得种种特权以及可汗信任的粟特人，向牟羽可汗出谋划策，怂恿他南下侵唐。这引发了宰相顿莫贺达干的政治事变，顿莫贺达干杀死牟羽可汗，连同他亲信的粟特人，杀了差不多两千人。单是可汗亲信的粟特人就有接近两千人，可知回纥境内粟特人之多与所起作用之大。因此，唐朝将领张光晟说：“回纥非素强，助之者九胡尔。”与裴矩之语如出一辙。

粟特人与突厥系游牧民的密切关系，也见诸于考古发现中，尤其是进入中国内地的粟特人墓葬的葬具图像。如太原的虞弘墓，西安的安伽墓，发现于河南、现藏于日本滋贺的粟特墓葬具，都有粟特人与突厥人共同狩猎或宴饮的场景。为什么来自中亚绿洲的粟特人和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民，会建立起这么密切的联系？因为他们双方构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众所周知，粟特人是商业民族，他们到外面做长途贸易，需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保护他们，而北方游牧民族就能为他们提供这样的庇护。北方游牧民族的经济本身就很薄弱，单是游牧经济撑不起一个游牧汗国，所以他们十分依赖商业，但是游牧民族他们自己不会做生意，因此依靠粟特人为代表西域人帮他们做生意。加上突厥汗国崛起以后，把汗国范围扩展到粟特地区，这进一步加强了与粟特人的紧密联系。故有大量的粟特人进入到北方草原，在那里长期定居，接受了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融入到游牧社会里面，由此形成了突厥化的粟特人。

西安安伽墓屏风画中的突厥人与粟特人

突厥化粟特人这一群体产生和生存的一个重要地方，是被我们今天称为农牧交错带的地域，又称为长城边疆带，美国学者拉铁摩尔把它称为贮存地。它位于长城沿线和长城两边的地带，包括现在内蒙古南部、辽西地区、河北北部、山西北部、陕北到宁夏甘肃这条长长的带状地区。按照石见清裕的解释，拉铁摩尔之所以把这一地带称作贮存地，是因为这里是储存入主中原和改变中国历史的力量的地方，历史上入主中原的北族王朝常常是以这一地带为根据地，或者是以它作为跳板，从而进入到内地。突厥化粟特人就是大量分布在这个地方，他们通过这个地方介入到中古中国的历史当中。

农牧交错带示意图

二、沙头牧马孤雁飞：六胡州胡人

六胡州在今天内蒙古鄂尔多斯一带。唐代地理书《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唐高宗）调露元年（679），于灵州南界置鲁、丽、含、塞、依、契等六州，以处突厥降户，时人谓之‘六胡州’”。这些所谓的突厥降户，实际上都是突厥境内的粟特人。前文说过，隋唐时期的“胡”专指西域人尤其是粟特人，突厥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在“胡”的范围内，而史料表明六胡州的人都是粟特姓的。

在洛阳发现一方《唐故陆胡州大首领安君墓志》，“陆胡州”即六胡州。墓志云：“君讳菩，字萨，其先安国大首领。破匈奴衙帐，百姓归中国。”墓志首句说安菩祖先来自安国，但下面一句又说“破匈奴衙帐，百姓归中国”。这个“匈奴”是指东突厥，说的是唐朝灭了突厥以后，安菩带着他部落的百姓归附唐朝，也就是说他原本是突厥境内的部落首领。墓志说他非常骁勇善战，这是游牧民族的特征。尤其是“领衙帐部落”一句，说明他归附唐朝以后还是带领部落，可见六胡州是以部落的形式存在的，仍保持着游牧民族的社会结构。

胡州范围（后改置宥州）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四月，六胡州发动叛乱，“兰池州叛胡显首伪称叶护康待宾、安慕容，为多览杀大将军何黑奴，伪将军石神奴、康铁头等，据长泉县，攻陷六胡州”，聚集兵众七万。朝廷命朔方大总管王晙征讨，七月大破康待宾，“杀叛胡万五千人”。次年，康待宾余党康愿子反，自称可汗，宰相张说发兵讨之，不久被平定。这些叛乱的六州胡人，他们的姓氏都是粟特姓，但又都自称叶护、可汗、杀（设）等突厥称号，说明他们都已经突厥化了。

这些突厥化粟特人还是保持游牧的生活方式，为唐朝牧马。《唐会要》记载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唐朝廷“于六胡州市马，率三十匹马酬一游击将军”，可见六胡州是为宫廷供应马匹的一个重要牧场。六胡州地处鄂尔多斯高原，属于草原地区，适合放牧，唐朝在这里设置了很多牧监，以当地胡人来为朝廷牧马。李益的《登夏州城观送行人赋得六州胡儿歌》是对这些游牧生活的粟特后裔很好的写照，其前四句云：“六州胡儿六蕃语，十岁骑羊逐沙鼠。沙头牧马孤雁飞，汉军游骑貂锦衣”。这完全是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唐朝设置六胡州，除了出于为朝廷放牧马匹的目的，还有一个战略原因，乃是防御突厥。突厥也去争取六胡州，突厥文《阙特勤碑》记载：“我们出征六州（alticub）粟特人（soghdag ）。”这里的六州粟特人就是六胡州，由此看出六胡州对于唐和突厥双方的关系起到一种非常微妙的作用。

唐代韩幹名画《胡人牧马图》

三、安史之乱与营州“杂种胡”

辽西至河北北部是突厥化粟特人又一个重要集中地，这里诞生了安禄山和史思明，以及他们背后的集团。关于安禄山，《新唐书》载：“安禄山，营州柳城胡也，本姓康。母阿史德，为觋，居突厥中。”安禄山是“营州柳城胡”，营州柳城即今天辽宁西部的朝阳。他的父亲是姓康的粟特人，母亲是姓阿史德的突厥人，“居突厥中”，也就是说，安禄山原本出生在突厥，这是许多突厥化粟特人的共同特点。《新唐书》又载，安禄山“通六蕃语，为互市郎”。他懂六种语言，为互市郎，即做唐朝和北方民族贸易的中介。当时很多边境上的突厥化粟特人都是从事这种中介职业，比如史思明。《新唐书》载：“史思明，宁夷州突厥种”“与安禄山共乡里”“通六蕃译，亦为互市郎”。论血统史思明应为粟特人，但他的民族认同是突厥，他和安禄山是同乡，也就是营州柳城人，也是做作为与北方民族贸易中介的互市郎。

安禄山

另一个典型例子是曾为安禄山部下的康阿义屈达干，他在安禄山叛乱前夕归降朝廷，死后颜真卿为其撰《康公神道碑》。碑文载康氏是柳城人，“其先世为北蕃十二姓之贵种”，此“北蕃”是指突厥，他自称为突厥的贵族，说明他的民族认同是突厥。碑文还载康氏曾祖名叫颉利，父亲名叫颉利发，包括康氏本人的名字，都是典型的突厥名，他们都是担任部落首领，康氏归附唐朝以后也是被任命为部落都督。因此荣新江认为，当时营州柳城的粟特聚落，还是以部落的形式存在，这是很明显的游牧民族的社会结构。这些突厥化了的粟特人，被称为“营州杂种胡”。

高适的《营州歌》描绘了这些“杂种胡”的生活情境：“营州少年满原野，狐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射猎、骑马，以及“千钟不醉人”的“虏酒”（应该即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马奶酒），这些都是典型游牧民族的生活习俗，但唐代“胡”是特指西域人，尤以粟特人最多，此处描写的应该就是营州境内的突厥化粟特人。李白的《幽州胡马客歌》，描写的虽然不是“营州杂种胡”，但幽州（今北京）也是当时突厥化粟特人的重要集聚地之一，同时也是安禄山集团的大本营。李白诗云：“幽州胡马客，绿眼虎皮冠。笑拂两只箭，万人不可干。弯弓若转月，白雁落云端。”这些善于骑射的“胡马客”，却长着一双绿眼睛，很明显他们不是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而是来自西域的白种人。但下句又说“虽居燕支山，不道朔雪寒。妇女马上笑，颜如赪玉盘。翻入射鸟兽，花月醉雕鞍。旄头四光芒，争战若蜂攒。”他们居住在北方草原，过着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这是对幽州地区的突厥化粟特人的生动写照。

漫画《刺客信条：王朝》根据《幽州胡马客》塑造的安禄山形象

除康阿义屈达干以外，通过各种史料发现，安禄山部下的将领有大量拥有粟特姓氏，如将军何千年、大将何思德、平卢骑将史定方、安守忠、安太清、安忠顺、曹闰国、石帝廷、安思义、安神威、康没野波等等，这些将领都是骁勇善战，应该大都是突厥化的粟特人。在唐帝国东北部营州、幽州，有如此多以部落形式存在的突厥化粟特人，他们是怎么来的呢？陈子昂的《上军国机要事八条》记载了武则天万岁登封元年（公元696年），契丹攻陷营州，武后从六胡州等地派了大量的胡兵去镇压，后来这些军人也就驻守在那一带。还有就是像安禄山这样直接从突厥过来的，《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幽州境内的羁縻州凛州，是为安置从突厥过来的“降胡”而设，所谓的“降胡”就是来自突厥的粟特人。

这些居住于唐帝国东北边疆的突厥化粟特人，构成了安禄山叛乱的主力。安禄山叛乱以后，又和六胡州的突厥化粟特人合流，所以安禄山的部下增加了来自六胡州的突厥化粟特人。这些人在安史之乱平定以后，很多投降了唐朝，被唐朝安置在河北的藩镇，最有名的莫过于河朔三镇。河朔三镇有为数不少的突厥化粟特人成分，甚至有些人还担任节度使，如成德军节度使曹闰国，魏博节度使史宪诚、何进滔等，他们的牙兵牙将亦有大量的突厥化粟特人。这造成了唐后期所谓“河北胡化”的现象，种种迹象表明，唐朝后期的河朔地区出现了远离中原文化的情况，除了文教衰败、尚武之风盛行之外，甚至有当地人知安史不知孔孟的现象。祆祠在唐后期的河北多地出现，也为此时期河北粟特后裔的增加提供明证。而河朔三镇对中央朝廷的强烈离心力，可能也与它们大量的这些外来成分有关。

突厥化粟特武人

四、从代北到中原：唐末五代的粟特裔沙陀人

唐后期河北“胡化”的后续与扩大，是晚唐五代时期沙陀人在中国北方的活跃，以及“沙陀三王朝”的建立。在这些对中国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这些“沙陀人”当中，粟特裔沙陀人是重要的中坚力量。沙陀是西突厥的别部，本名处月部，游牧于东天山的北麓一带，在唐朝的北庭都护府附近，因其地靠近沙陀碛（今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故被称为沙陀。唐朝占领天山北路后，以处月部设置羁縻州金满州。由于处月部地处天山北麓的商业要道，有大量的粟特人定居于此，因此很早的时候沙陀与粟特人就关系密切。在吐鲁番发现了唐高宗龙朔年间金满州刺史（即处月部首领）写给西州都督的信，这些信件是用粟特文书写的。一份开元年间的户口籍帐显示，当时的金满县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粟特人。可见沙陀部早在天山地区游牧的时候就已有大量的粟特人成分。

今新疆昌吉境内的天山北麓，沙陀部早期在此游牧

8世纪后期，吐蕃进入天山北路，在回鹘与吐蕃的斗争中，沙陀部曾一度倒向吐蕃，后又不堪吐蕃统治，在首领朱邪尽忠的率领下内附唐朝。唐朝把内附的沙陀部落安置在阴山一带，沙陀人以骁勇善战著称，因此成为唐朝的一支重要劲旅。而靠近阴山的六胡州，有大量突厥化粟特人涌入到阴山的沙陀部落中，沙陀在已有的粟特裔部众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更多的粟特裔成分。直至唐末，在阴山到代北（今内蒙古河套地区到山西北部）的沙陀人形成三个部落，即所谓的“沙陀三部落”：沙陀、萨葛、安庆。《旧唐书》记载唐僖宗中和元年（公元881年）“沙陀首领李友金、萨葛都督米海万、安庆都督史敬存以前蔚州归款于李琢”。此处的萨葛、安庆首领都是粟特姓，其中萨葛又称为索葛，其实就是“粟特”的变音，可以断定这是由粟特后裔组成的部落。从安庆部的首领姓氏推断，安庆部可能也是粟特人后裔的部落。由此可见沙陀里面有大量粟特后裔的成分，甚至这些人可能在沙陀人中占过半之数。这些融进沙陀部的粟特后裔和六州胡人以及营州杂种胡一样，基本上还保留着粟特人的血统，但文化背景和族属认同都已经突厥化和游牧化了。

唐僖宗时期，唐廷任命朱邪赤心统领沙陀三部落，朱邪赤心后被赐名李国昌，他就是后来五代后唐王朝的奠基人李克用的父亲。李氏父子及其率领的沙陀三部落在平定黄巢之乱中立下大功，借此之机成为逐鹿中原的主角之一。沙陀李氏以山西作为根据地，逐步建立起他们的霸业，为接下来五代定都中原的沙陀三王朝储备了力量。在这个沙陀集团中，粟特裔沙陀人是不可小觑的势力，他们是沙陀三王朝的重要中坚力量，尤其是后唐与后晋，与这一群体密不可分。

粟特裔沙陀人

有史可证，后唐与后晋的建国功臣和统治集团精英，有大量出自粟特裔沙陀人。如《新五代史》记载，“康福，蔚州人也，世为军校。福以骑射事晋王（李克用）为偏将”“（后唐）明宗自魏反，兵过相州，福以小坊马二千匹归命，明宗军势由是益盛。明宗入立，拜飞龙使，领磁州刺史、襄州兵马都监”。这位名叫康福的粟特裔，善于骑射和牧马，为后唐明宗政变夺得皇位立下大功。有趣的是，下文记载他“福世本夷狄，夷狄贵沙陀，故常自言沙陀种也”。显然，他的族属认同是沙陀人。又，《旧五代史》载“安叔千，沙陀三部落之种也”“叔千习骑射，从（后唐）庄宗定河南为奉安部将。天成初，王师伐定州，命为先锋都指挥使。王都平，授秦州刺史，连判涿、易二郡。清泰初，契丹寇雁门，叔千从晋祖迎战，败之，进位检校太保、振武节度使。晋祖践阼，就加同平章事。天福中，历邠、沧、邢、晋四镇节度使”。这位出自“沙陀三部落”安叔千，不仅为后唐统一北方的战争中立功，还成为后晋建国的大功臣，最后位居宰相。

又有安从进，“振武（阴山一带）索葛部人也。祖、父皆事唐为骑将。从进初从庄宗于兵间，为护驾马军都指挥使，领贵州刺史”。后亦荣升宰相。康思立，“本出阴山诸部”“少善骑射，事武皇（李克用）为爪牙，署河东亲骑军使。庄宗嗣位，从解围于上党，败梁人于柏乡，及平蓟兵，后战于河上，皆有功，累承制加检校户部尚书，右突骑指挥使”。还有安审琦，一家几代人，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宋五朝，“其先沙陀部人也”，也是以“善骑射”著称，安审琦本人更是历仕四朝，功勋卓著，最后晋升封王。

在这些粟特裔沙陀中，最出色的无疑是石敬瑭，他成为后晋的开国皇帝。《新五代史》记载他“本出于西夷，自朱邪归唐，从朱邪入居阴山”，其父“臬捩鸡以善骑射，常从晋王征伐有功”。《旧五代史》记载他家族的女眷，曾祖母姓安，祖母姓米，母亲姓何，以及父系的石姓，都是昭武九姓。可见石氏家族是个典型的血统为粟特，文化背景突厥化游牧化的粟特裔沙陀人。

石敬瑭

这几个人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粟特后裔，都出生在代北至阴山一带，都是以善于骑射著称，他们只是五代时期众多粟特裔沙陀人的几个典型例子。由此可见，粟特裔沙陀人，或者直接把他们称为突厥化粟特人，是五代政治军事史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在五代的王朝更替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石敬瑭，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持续数百年之久。

五、总结

突厥化粟特人这一群体，产生于粟特人和以突厥回鹘为代表的突厥语游牧民族之间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中，粟特人的商业需要游牧民族保护，游牧民族进行贸易又需要粟特人，两者紧密结合在一起。然后是法国学者魏义天所说的，突厥-粟特社会，亦即突厥化粟特人的社会形成于中国北部边境，也就是所谓的农牧交接带，或者称为长城边疆带或拉铁摩尔所说的贮存带。这一地带是中国历代王朝安置北方归附民族之地，同时也是中原王朝和北方游牧民族的交接和缓冲地带，突厥化粟特人生活在这里，在此充当沟通中国内地和北方草原的重要作用。用石见清裕的话来说，“贮存地”就是存储将来征服中原左右下中国历史力量的场所，所以突厥化粟特人生活在这个地方，也自然而然的介入到中国内地的政治乃至经济文化，就产生了诸如安史之乱这样改变整个中国历史面貌的大事件，以及唐后期的河朔三镇，五代的沙陀三王朝，对中国历史产生巨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周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宋史》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略稿》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

荣新江、华澜、张志清主编《粟特人在中国》

魏义天《粟特商人史》

石见清裕《唐代的民族、外交与墓志》

钟焓《安禄山等杂胡的内亚文化背景，兼论粟特人的内亚化问题》

芮传明《五代时期中原地区粟特人活动探讨》

徐庭云《沙陀与昭武九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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